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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仲变法:中国经济第一场成功变革

管仲图

管仲

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,切为两截,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,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,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“康乾盛世”则以稳定为主题。及至近当代,从洋务运动到现今,则出现了救亡、扩张、稳定,再扩张、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,这期间的反复徘徊,值得我们细细体味。

春秋“五霸”,首霸者为齐桓公,齐国之盛,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。周朝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,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,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、福建,地狭、滨海、远离中央政治中心,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,非姬姓王族,变法之初,属边远小国。所以,自古以来,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。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: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。

特别有趣的是,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,此公自诩有“三好”,好吃、好田、好色,辅佐他的人叫管仲,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,曾经“三辱于市”。就是这样的“三好先生”和失意商人,联起手来,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成功的经济大变革。

管仲提出的“士农工商”,乃并举之义,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。

士农工商  不分尊卑

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,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,一个是重农主义,一个是重商主义。哈耶克认为,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,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。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把国民分为三等:第一等是哲学家,第二等是战士,第三等是商人、手工业者和农民。在中国,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“贱丈夫”。然而,商人出身的管仲,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。管仲兴齐,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,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:“其为政也,善因祸而为福,转败而为功,贵轻重,慎权衡。”也就是说,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,提高效率,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,很有“企业家精神”。

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、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:“四民分业,士农工商”。

这一政策的要点是,把国民分成军士、农民、工匠、商贾四个阶层,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。《国语·齐语》记载,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,工商之乡六个,每乡有两千户,以此计算,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,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(均以一户一人计算)。此外,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。

管仲认为,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:一是“相语以事,相示以巧”,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,易于交流经验,提高技艺;二是“相语以利,相示以时”、“相陈以知价”,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;三是营造专业氛围,使民众安于本业,不至于“见异物而迁焉”,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;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,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,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。

专业分工、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,《考工记》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,以丝绸为例,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,当时,临淄生产的冰纨、绮绣、纯丽等高档丝织品,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,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,乃至“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”。

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,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,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,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。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,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台湾学者赵冈认为:“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,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(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)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。”自秦以后,严格意义上的“四民分业”就被扬弃了,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,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。

引起重大误读的是“士农工商”。后人论及于此,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,然后,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,以士为首,农次之,以工商为末,这就形成了所谓的“末商主义”。而实际上,管仲提出的“士农工商”,乃并举之义,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。

管仲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、税收、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。

放活微观  管制宏观

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,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,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。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、税收、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。他搞的那一套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“放活微观,管制宏观”。

所谓“放活微观”,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,对外降低关税,形成“如水归壑”的市场聚集效应。

齐国地处海滨,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,管仲规定,鱼盐可以自由出口,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,以便利诸侯各国。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,在关隘征过了的,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,反之亦然。

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,他更是大开国门,提出“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,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,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”。他还建议齐桓公专门设立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,每三十里有一处,来一乘车者供给本人饭食,来三乘车者供给马的饲料,来五乘车者配备可供自由调遣的人员。从此,“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”。

为了活跃市井,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。他在都城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妓院(“女市”),每一间有妓女(“女闾”)100人,共700人。管仲以此吸引外来商旅,并大收其税。后世,管仲因此被拜为娼妓业的“祖师爷”。

在这种自由贸易政策的鼓励下,可以想见齐国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的活跃,《战国策·齐策》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繁华景象:“临淄甚富而实,其民无不吹竽鼓瑟,弹琴击筑,斗鸡走狗,六博蹋鞠者。临淄之途,车毂击,人肩摩,连衽成帷,举袂成幕,挥汗成雨,家殷人足,志高气扬。”据计算,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,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、最繁华富足的城市,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。

所谓“管制宏观”,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,其手段则是从财政、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。

在农耕时代,对于国家的内政来说,最重要的商品当然就是粮食——中国自古存在商品粮交易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商品粮占粮食交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。管仲对粮食政策十分重视,在重要的农业税上,管仲的政策是两年征税一次,大丰收之年,每年征百分之十五,中等之年,每年征百分之十,下等之年,每年征百分之五,如遇饥荒,则免税。此外,管仲还建立了国储粮制度,国家采购囤积了大量粮食,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,以达到丰饥平衡的功效。

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。他曾举例说,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,即不必再征布税,而要征原材料麻,麻价因课税涨十倍,布价就可能因此而上涨至五十倍;同理,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,就可征原材料丝的税,这样又可使织帛的价格上涨十倍。在对外贸易上,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控制商品价格,即“因天下以制天下”:如果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,就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,以控制外国商品的输入,如果要鼓励出口,就要压低出售价格,“天下高而我下”。

“国企”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,迄今未变,而管仲,正是“始作俑者”。

明代著作《天工开物》中所描绘的制盐和炼铁场景1

明代著作《天工开物》中所描绘的制盐和炼铁场景

盐铁专营  确立“国企”地位

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,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。它的影响绵延两千余年,迄今犹存,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。

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,齐桓公建议对人口、房屋楼台、树木、六畜征税,管仲一一否定,在他看来,税收是有形的,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,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。最好、最理想的办法是“取之于无形,使人不怒”。据此,管仲提出了“寓税于价”的办法——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,实行间接征收,使纳税者看不见、摸不着,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,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。

在具体办法上,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:“惟官山海为可耳。”——只要把山、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,山上出铁矿,海里产海盐,是为盐铁专卖制度。

在农耕时期,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,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。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。他说,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,如按成人征人头税,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,每人每月征三十钱,为三千万钱。如果进行盐的专卖,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,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,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。而在表面上,政府确乎不曾征税,不致引起人民的“嚣号”反对。不仅在国内如此,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,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,即“煮沸水以籍天下”。

铁的专卖也是一样。管仲说,大凡一个农户,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,都需要针、刀、耒、耜、铫、锯、锥、凿等铁制工具,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,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,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,由此类推,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。表面上,国家并没征税,而实际是“无不服籍者”。

管仲提倡盐铁专营,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,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——后世之人学管仲,认为专营就是国营,多入歧途。

比如盐业,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,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,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。由于控制了盐业的销售和产量,进而控制了价格,齐国的盐销售到别国去,售价可以抬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,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。

在冶铁业上,管仲实行的是国有民营。他首先严厉地强调了国家对所有矿山资源的垄断,所谓“泽立三虞,山立三衡”,他出台法令宣布,只要一发现矿苗,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,有敢于擅自开采者,左脚伸进去的,砍左脚,右脚伸进去的,砍右脚。之后,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,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。在这些前提之下,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,允许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,其增值部分,民商得七成,政府得三成,相当于征收30%的所得税。

由政府控制资源所有权,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,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润,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“资产国有、承包经营”的雏形。

“管仲变法”之后,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,后者的实现,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、民生必需之物资,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。在这种体制内,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“经济组织”,从而也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,即国家必须控制“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”,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“处于主导地位”。

在这种经济环境中,国有企业是那种“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”,而政府则是“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”,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,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。这种制度一旦形成,民营企业集群就被间夹其中,进退失措,成为被博弈的对象。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,迄今未变,而管仲,正是“始作俑者”。

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、促进就业的做法,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。

鼓励消费  促进就业

管仲的经济思想中,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,他甚至倡导奢侈,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,在《管子》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《侈靡篇》。

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,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。然而管仲却提出“俭则伤事”的观点,在他看来,大家都不消费,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,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,故曰“伤事”。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?他的答案是,多多消费,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。

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,“丹砂之穴不塞,则商贾不处。富者靡之,贫者为之”。就是说,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,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,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,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。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,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,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,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——“雕卵然后瀹之,雕橑然后爨之。”

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。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——“其侈逼上”,《史记》说他“富拟于公室”。据《韩非子》和《论语》等书记载,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。

当然,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,管仲对侈靡的推崇,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。在《管子·乘马数》中,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。他说,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,人民没有本业可作,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,以促进人民就业,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。这时候修筑宫室,不是为了享乐,而是为了促进就业,平衡经济。

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、促进就业的做法,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,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,当时的美国、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,才走出低谷。可是在两千多年前,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,确实是让人惊叹的。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证,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,除了管仲,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。

管仲创建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,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,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。

以商止战   和平称霸

管仲最核心的,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“以商止战”。就国家内政而言,“以商止战”就是发展商品经济,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。

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。他说:“政之所兴,在顺民心。”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,因为“刑罚不足以畏其意,杀戮不足以服其心”。

那么,如何才能做到“顺民心”?管仲的答案是要“从其四欲”,即“百姓厌恶劳苦忧患,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;百姓厌恶贫困低贱,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;百姓厌恶危险灾祸,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;百姓厌恶灭种绝后,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”。他认为,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,把给予看成是取得,就是从政的法宝了。基于此,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:“仓廪实则知礼节,衣食足则知荣辱。”

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,“以商止战”就是扩大对外贸易,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。

齐国因经济改革成功而坐拥最强之国力,它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,当时无人敢于争锋,管仲却鲜用兵征伐四野。终齐桓公一代,只灭过谭、遂两个小国,甚至当宋、郑等邻国发生了内乱之后,管仲还设法帮助其君主复国。

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,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,《史记》说他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,也就是九次召集各国诸侯到齐国开会,每次会盟,除了炫耀国力之外,重要的内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。公元前679年(齐桓公七年),齐国会盟诸侯,达成关税协定,市场交易的税赋为百分之二,进出口关税为百分之一。第二年,齐国再度会盟诸侯,规定与会各国要修建道路,划一度量标准,统一斤两称数。管仲的这些做法,好比是在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,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,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。

当齐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协时,管仲似乎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。在《管子·轻重戍》中便记载了一则十分精彩的案例:

鲁国和梁国都是东方的大国,特别是鲁国,向来与齐国并称“齐鲁”。鲁、梁两国的民众擅长织绨,这是一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品,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当时最高档的服装。管仲就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,还让他的左右侍从也跟着穿。很快,穿绨织的衣服成了齐国上下的时尚。虽然绨的需求量猛增,供不应求,管仲却不允许本国人生产绨织品,而是一律从鲁、梁两国进口。管仲召集这两国的商人,对他们说:“你们为我织绨十匹,我给你们三百斤铜,如果织了百匹,我就给三千斤铜。这样一来,你们两国即使不向人民征收赋税,财用也足够了。”鲁、梁两国果然中计,在政府的鼓动下,民众纷纷从事绨的纺织,农事因此荒废。一年多下来,粮价暴涨。到了这时,管仲下令关闭与鲁、梁的通商关口,不再进口一匹绨布。两国经济顿时崩溃,难民纷纷涌入齐国,管仲顺势让他们去开拓齐国的很多荒地,反而促进了农业生产。鲁、梁从此一蹶不振,鲁国的国君不得不亲自到齐国去纳币修好。

管仲还曾用同样的手段制服过莒国和莱国。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商战案例,管仲无疑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,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,迄今仍让人叹服。(吴晓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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